“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这儿的郑大姐家门口，突然来了几辆小轿车，好像还有一些大人物从车上下来去找她。”

  郑大姐母女二人搬过来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一位守寡的女人了。她的女儿非常争气，考上了省外的好大学。

  难道说，看似平平无奇的郑大姐，有什么特殊的身份？今天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伟大女性的故事。

  1928年，家住湖南长沙的郑家钧收到了一则消息。她最亲爱的丈夫，她女儿的父亲，不久前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。

  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，为了掩护和组织，夏明翰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，半点消息也没有吐露，最终英勇就义。

  得知这一消息时，郑家钧险些昏了过去。在夫妻二人分别时，她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毕竟革命事业，哪儿有人不流血，哪儿有人不牺牲？

  可是至亲至爱之人的离开，并非那么容易接受。她哪怕已经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，还是没办法想象，当年分别时的那一面，已经是她和丈夫此生所见的最后一面。

  他们的女儿还那么小，对父亲的印象本就不深。之后，父女二人再也没机会见面了。中国革命事业离成功还那么遥远，夏明翰再也无法亲眼得见了。

  她翻出了自己珍藏在柜子里的一颗红色珠子，那是夏明翰离去之前，亲手送给她的最后一点纪念。

  她的丈夫一腔热血，全部为了祖国和人民抛洒。他把红色的珠子留给了自己，却把生命留给了前途尚不明朗的革命事业。

  看着组织上的们冒死送来的遗书，看着夏明翰在纸上写的“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，今日才觉你是巾帼贤。

  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的文弱书生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反动派内心笃定，像他这样的小身板，一定没有办法接受严刑拷打的折磨，很快就能把自己明白的东西乖乖说出来。

  于是在把他带回监狱之后，反动派没有耽搁，立即往他身上抽了几十鞭子。抽完后，又往他的伤口上泼盐水，疼得他浑身都是冷汗。

  敌人问他：“你今年几岁？之前是在啥地方负责联络工作？还有谁和你联络过？”他只回答三个字：“万万岁，万万岁。”

  他是一名员，在每一位优秀的党员的心中，信仰高于一切。即使是遭受了残酷的生理折磨，他也绝不会背弃自己的信仰。

  敌人没想到，夏明翰竟然这么能扛。他们把接二连三的酷刑轮番招呼在他的身上，可他始终一声不吭，什么话也没有多说。

  1928年2月，敌人终于意识到，夏明翰已经彻底没有了审讯价值。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，若无法为自己所用，那就把他彻底毁掉。

  行刑之前，英勇无畏的夏明翰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诗：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。”

  刑场上，夏明翰戴着眼镜，脸上和身上全是血迹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可他的脊背挺得那样直，就像是一根竹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  他在监狱当中写下的遗书，被狱友们偷偷藏了起来。后来通过组织上的特殊渠道，狱友把他的遗书传递了出去。

  “不要为了我的死而太过悲痛，请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，让她继承我的遗志，去做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。”

  夏明翰身份暴露，坦然赴死，他的家属必定会受到反动派的调查和搜捕。现在人说不定已经搜到长沙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她必须抓紧时间带着孩子离开。

  过去和夏明翰相知相识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同样崇高的理想信念。郑家钧本人，也深受毛主席和杨开慧的欣赏。

  如今夏明翰虽然已经离开，可信仰的力量并没有从郑家钧的身体里离开。所以，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还想为中国革命奉献几分自己的力量。

  她成为了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交通员，负责为组织上管理。上海本就是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的交流中心，所以郑家钧的工作任务并不轻。

  孤儿寡母的生活状态，正好成为了她最大的掩护。毕竟反动派一定不会想到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寡妇，手中竟然有如此重要的文件。

  从1928年夏明翰牺牲之后，郑家钧就带着孩子来到了上海工作。在上海一住，她们就住到了全国解放。

  全国解放以后，各地的地下组织都在不断收拢，郑家钧的工作任务也基本已完成。组织上无另外的的需要，她也就不想再继续留在上海。

  所以她回到了长沙，住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的普通房子里。她平时生活极为低调，若无必要，基本不跟其他人社交。

  对于这里的街坊邻居来说，她是一位突然造访的寡妇大姐。他们不知道她过去的经历，更无法走进她的生活。

  后来随着相处的日子慢慢的变长，大家才渐渐拼凑出了她的故事。不过很显然，人群中流传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版本。

  人们认为，她的丈夫生前犯了事儿，所以才被枪毙了。郑大姐害怕丈夫犯罪的问题连累到自己和孩子，所以在解放之前一直东躲西藏，颠沛流离。

  她的女儿也格外优秀，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武汉大学。就算因为学费的问题没有办法继续念书，她也毫不灰心，最后找到了免费提供教育的北京农业大学，这才又获得了重新上学的机会。

  郑大姐一个寡妇，平时一个人在家里省吃俭用，又没什么赚钱的技能傍身，所以生活格外艰苦。

  这里的街坊邻居都非常热心，他们看到郑大姐困难的生活情况，便忍不住想要搭把手，帮助这位可怜的大姐减轻一点困难。

  附近的工厂当中，有许多糊纸盒的活需要人做。工人们照顾郑大姐，把纸盒都送进了她的家中，给了她一份谋生的工作。

  街坊邻居的好意让郑家钧颇为感动，只是她习惯了沉默低调的生活，所以一时之间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谢。

  关心弱者，帮助弱者，这是为人的本能。在街坊邻居心中，郑大姐就是一位需要帮助的弱者。所以他们不求回报，只希望能看到郑大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

  每每谈起过去的事情，郑大姐都不愿意多说，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。邻居们猜测，可能郑大姐的丈夫实在太让人伤心，所以大姐现在才讳莫如深。

  她知道，如果她把烈士家属的身份说出来，组织上一定会对她多加照顾。可她认为这没必要，既然自己能负担生活，那就没必要多说什么。

  不管是夏明翰还是她自己，他们当年投身革命，为了革命奉献和牺牲，都是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，不是为了回报，更不是为了他人的特殊照顾和优越的生活条件。

  因此这么多年来，郑家钧一向低调，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愿意主动透露。尽管在长沙住了很久，街坊邻居们仍然只知道她是郑大姐，并不知道其他的信息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街坊们的生活慢慢的变好，社会秩序越来越安定。郑家钧眼看着一切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内心十分欣慰。

  她常常抬头望天，在心里默默对已经牺牲多年的丈夫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当年的牺牲是值得的，现在老百姓们都过上好日子了，咱们的革命胜利了。”

  有一天，街坊邻居们猛地发现，巷子里开来了几辆小汽车，车子就停在郑大姐家门口。

  也有人猜测：“难道郑大姐还有什么当官的亲戚，这些年一直在找她，现在终于找到了？”

  那几辆小汽车里，坐着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比如李和谢觉哉等人。他们都是夏明翰的战友，辗转打听了许多年，终于找到了郑家钧的住处。

  他们下了车，快步走上前，握住郑家钧的手说：“嫂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”

  此时的郑家钧眼睛已经坏了，过去忙着做刺绣养家，生生把眼睛熬坏了。她只能凑过去，仔细打量对面来人的模样。

  她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，止也止不住。其实这么些年，她早已经学会坚强，不再流泪。可是此情此景，怎能让人不动容？

  当年上海解放以后，郑家钧带着孩子回到了长沙，从此便跟组织上断了联系。许多人都曾想过寻找她，可是苦于没有线索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能找到。

  也是最近，中央部分领导得知郑家钧的住址信息，他们这才连忙赶来，故人也终于得以相见。

  谢觉哉说：“组织上想邀请你去北京生活，这样大家也方便照顾你。你现在一个人在这里，大家都不太放心。”

  “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过来的，所以不存在需要照顾的问题。过去我能独自生活，将来也能。而且我在长沙住惯了，突然去北京肯定不适应，还是算了。”

  干部们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只好尊重郑家钧的意愿。不过之后的节假日，政府总会派人来看望她，了解她的生活情况。

  附近的街坊邻居，这才知道郑大姐的实际身份。原来默默无闻的她，竟然是烈士的家属，竟然是过去的地下工作人员。

  晚年时的郑家钧一直在攒钱，她只有一个心愿，那就希望能够亲自去往武汉，到夏明翰烈士的陵墓前看看。

  1975年，郑家钧永远闭上了双眼。她的一生并不张扬，但却足够传奇，足够伟大。

  烈士值得敬佩，烈士的家属同样值得敬佩。他们忍受着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一个人扛着生活的重担，砥砺前行。

  全中国如同郑家钧这样的烈士家属还有很多，他们的牺牲和付出，同样不能被遗忘。